近代中国历史上，那长达十余年的抗日战争，无疑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战争。比起诸多刺痛或振奋人心的历史证据，那一片片青青的茶叶显然是毫不起眼，无关轻重的，然不能忘记的是在抗战的艰苦岁月中，小小的茶叶也曾背负着时代的重大任务。
上期刊物中，我们刊登了《抗战时期的徽州茶业经济概述（上）》，文章从抗战前夕的茶业概况和抗战时期的茶叶损失两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叙述，本期我们将对此篇文章继续连载。
三、抗战时期的茶叶发展
抗战爆发以后，随着大片国土的沦陷，我国茶业的贸易和有关政策也作了相应的调整，以积极地应对抗战带来的种种困难和危机。因此，尽管其时环境艰苦，我国在这个阶段的茶叶贸易、生产、科研、教育等，仍然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和提高。
如上海沦陷后，徽州茶叶出口市场转移香港。尽管运输成本有所增加，但是出口贸易依然是有序进行。1938年6月，财政部颁布了第一次战时产业统制的“管理全国茶叶贸易办法大纲”，由财政部贸易委员会主办茶叶的对外出口业务，在全国推行茶叶的统购和统销。这一改革结果，不但革除了过去茶叶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的诸多陋规，减少了中间剥削和洋行延期付款扣现等旧弊，使广大茶农和茶商得到很大好处，而且还极大地促进了徽州茶叶出口贸易。
到了1939至1940年期间，徽州茶商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市场竞争中，能够看到自身在商品竞争中的差距，在失败中吸取教训。在生产方式、产品质量、商品品牌等方面吸纳和借鉴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成功地将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因此，徽州茶叶生产与出口都处在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其主要原因是政府改变了茶叶出口的无序竞争状态，国家经营的茶叶出口主渠道占据了主导地位。同时，政府维持了出口茶叶价格的相对稳定，这样既有利于出口茶业生产的发展，也有力地推动了出口茶叶的生产。另外，政府支持金融资本贷款给茶叶生产企业，也有利于茶商将商业资本加快向产业资本转移，这无疑在客观上促进了茶叶生产企业的快速发展。
抗日战争爆发后，东南沿海相继沦陷，外销茶运输受阻，茶叶滞销，茶园纷纷荒芜。中央茶政当局委托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研究所拟定拟定《东南各省外销茶区茶困更新工作计划》，这个计划后经中国茶叶公司董监会议修正通过，筹拨专款，交由茶叶研究所负责规划办理。
1942年10月，茶叶研究所又设立祁门、屯溪两处茶树更新工作站，以实地推行茶树更新运动，由安徽省茶叶管理处主办。（注：安徽省茶叶管理处设在屯溪）茶树更新工作站的主要工作是策动茶农去除枯老茶树、留存幼小茶树、保育健壮茶树、移植或归并零星茶树。同时设立祁门区和屯溪区，前者包括祁门、至德、贵池等县，后者包括休宁、歙县、黟县等县。由于距离较远，茶树更新工作站的初期工作侧重于宣传调查，到1943年春才开始积极办理登记，设立示范区，核发补助费奖励金等。1944年祁门、屯溪两站改组合并为祁屯区茶树更新工作站，由皖南行署主办。直到1945年春，祁屯区茶树更新工作站的活动才宣告结束。
徽州所属各县的茶树更新运动共推行了三年，成效显著，但由于人力、物力的限制，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仅在产茶量最大的祁门、休宁、歙县推广，其他各县都没有涉及到。1939年，安徽省建设厅在屯溪设立安徽省茶叶管理处，负责管理和指导茶区茶叶产制、运销事宜。同年5月，茶叶管理处设茶叶合作指导团，指导茶农组织茶叶合作社，试图将茶农自产的毛茶联合加工精制，再联合运销出口，取消中间剥削。当年歙县组成87社，因进展速度过快，成分复杂，作用微弱。茶叶管理处又于1941年7月调整为15社，并分片组成大坑口、岔口、洲川3个合作联社。基层社专门从事茶叶栽培、采摘、初制，联社则设厂加工箱茶，每社各制箱茶1500箱[10]。安徽省茶叶管理处是全省的茶叶管理机关，规范了茶叶的产销事宜，尤其是茶叶合作社的成立极大地促进了茶叶生产规模的扩大。总之，在茶业管理机 构和一系列政策的推动下，抗战时期徽州的茶业加快了发展，茶叶的产量也是逐步增加，茶业经济在抗战初期达到鼎盛，之后才逐渐衰落。茶叶的出口还换取了外汇，这无疑是有力地支援了抗战。为了加强徽州出口茶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建立了屯溪茶业公会，从而使众多茶叶生产企业有了一个共同的服务平台，也将众多小型茶叶生产企业凝聚成一个产业规模巨大的产业集群。屯溪茶业公会还从众多会员生产企业中，按茶叶出口量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专门从事茶叶生产的研究开发，用以提升徽州茶叶产业集群的核心竞争力，不断改进出口茶叶的产品质量，确保了徽州出口茶叶产业的效益，促进了徽州茶叶产业集群的发展。
1939年9月11日，财政部贸易委员会皖赣办事处部分箱茶过秤单，从单据第262号至270号表明，9张过磅单统计有37000多斤出口茶叶是从深渡过磅装船交运的，这也说明了新安江船运是民国时期徽州“屯绿”茶叶出口的主渠道。这一时期，祁门红茶出口量也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1940年《安徽省茶叶管理处(民国)29年各县制茶者登记一览表》中，“祁红” 生产企业达350户，“祁红”出口茶叶生产能力达近85000箱，红茶生产企业自有流动资金达230多万元(洋)[10]；这一时期徽州茶商出口茶叶生产达到规模化是有其原因的。与此同时，为了适应国际贸易的需要，徽州茶商将生产茶叶的商号全部改为茶叶生产企业[11]。
抗战时期的屯溪是皖南第一大镇，属于休宁县管辖。屯溪因位于江、浙、沪沦陷区的后方，苏南、上海、南京等地的大批党、政、军、特机构相继迁入，京、沪、宁、杭、芜各地的商贾也纷纷前来经营，大量居民来此避难，一时人烟稠密，商业繁荣，成为皖南及浙西、赣北一带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抗战时期的屯溪，市场性质已从商品集散交换中心转变为消费型城镇，呈现畸形繁荣，被誉为“小上海”。随着众多机构、商贾、难民的迁入，屯溪的各种服务业大量增加。众多知识分子、文艺界人士的内迁，使得报纸、书刊的需求上升。
抗战时期是屯溪新闻出版业最繁荣的时期，但多数报刊的寿命不长。如安徽省茶叶管理处主办的《茶声》以及《安徽茶讯》刊物，分别于1940年、1941年在屯溪创刊。由于屯溪又是当时通往陪都重庆的主要中转站之一，官僚政客、豪绅富贾穿梭往来不断，酒楼、旅社应运而生。截止1943年，屯溪老街注册的商店有320家，登记的摊贩有126户，行商约有70户，涉及40多个行业[12]。茶市方面，抗战初期曾再度繁荣。自从1936年实行茶叶统制后，中央政府、安徽省政府和产茶重点县政府先后在屯溪设立10余处茶叶机构，以歙县、婺源、休宁三县为主的茶商纷纷来此开设茶号。1938年屯溪茶号有86家，遍及城区和黎阳、阳湖、柏树、长干磅、牌楼前和罗汉松等镇郊。这些茶号中制茶千箱以上的有23家，其中最大的两家是吴茂记和怡新祥，分别制茶2406箱和1990箱[13]。吴茂记开设在屯溪镇后街，经理是吴子安。恰新祥开设在观音山7号，经理为孙友樵。茶市的繁荣，推动了祁红、屯绿产量达到历史最高纪录，分别在1939年和1938年最多。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抗日战争的继续，茶叶出口口岸先后被日军占领，加上长江水道被阻断，外销几乎断绝，屯溪茶市遂逐渐冷落，茶号也纷纷倒闭。总之，抗战时期徽州商业尤其是屯溪商业的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畸形繁荣状况，是整个徽州经济发展中最具特色的部分。主要得益于抗战的特殊环境，如抗战爆发后，众多人口流入徽州，极大地推动了当地商业走向顶峰，从而使徽州商业呈现出异常繁荣的状况。徽州地区的最大商业重镇是屯溪，因此，屯溪的商业达到历史顶峰的状态，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徽州整个经济的发展进步，如屯溪在当时获得“小上海”之称，也确实是因为它的商业繁荣。此外，黟县渔亭镇、歙县临溪镇的商业也比较繁荣。
四、抗战以后的茶业兴衰
抗日战争以后，徽州茶业经济是处于衰落的境地，茶业复兴工作进步不大，实际成绩不多。尽管广大茶叶工作者在抗战期间对战后充满一种美好的憧憬，可惜事与愿违，抗战的烽火才息，内战的枪声又响，当局先是忙选址接收，接着考虑运兵打仗，不久搞搬迁逃亡，在短短的三、四年间，实在没有也无心考虑什么茶业复兴的计划。至于祁门茶叶改良场、屯溪试验茶场等，基本都是处于无领导状态，只有收缩，没有什么发展。至于徽州各地茶场、茶厂，至1948年下半年，到处都呈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动荡状态。
（一）茶叶种植由盛转衰
徽州的经济作物主要是茶叶，其产量在抗战初期仍然持续增长，1939年为35.08万担，达到民国时期的最高水平。1940年以后，国内外市场销路受阻，茶农弃茶种粮，茶园大片荒芜，茶叶生产日趋衰落，产量只占以前的十分之二、三[14]。徽州茶叶包括祁红和屯绿，其中祁红产于祁门县，在1938年出口66000箱，1939年，祁红出口91000余箱，1940年则因茶季遭到了日军骚扰，出口有所下降，但仍有83818箱。屯绿产于休宁、歙县、祁门等县，自1938年开始由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统制运销，当年运出屯绿14万余箱。1939年，红绿茶改由贸易委员会安徽办事处收购，同年安徽省又设茶叶管理处协助办理，共收购红绿茶176000余箱[15]。具体而言，徽州各县均以茶叶为大宗，虽然也都有各自的经济作物，但茶叶经济情况却是大致相同。歙县1939年茶园面积有46.9万亩，产量达117500担[16]。1941年产珠兰花约40万两，主要运销沪、杭等地。菊花为歙县传统名特优农产品，因清代曾作贡品，又称“徽州贡菊”。
1944年，歙县徽州贡菊产量为500担[17]。黟县在1938年时期，茶叶产量达28万公斤。后由于内销减少，国际市场绿茶需求降低，再加上捐税加重，茶叶生产急剧跌落，大片茶园荒芜[18]。祁门县以茶叶为大宗。茶园面积在1939年为8.4万亩，1945年降至3.4万亩。茶叶品种以红茶为主，1939年时产量有4.99万担，为民国时期的最高水平。后来产量波动较大，到1945年仅产红毛茶1756担[19]。
（二）徽州绿茶概况
据统计，抗日战争前，外销“屯绿”年产量30万箱，抗战以后沪杭沦陷，外销产量遂逐年下降。1939年11月，休宁县茶叶同业公会统计茶叶产量有12.21万余箱，至1941年只有3.77万箱。1938年茶号（收购毛茶，精制后外销，产销一体）达287家，1941年则只剩29家。抗日战争以后，徽州绿茶外销市场转移于香港，至皖茶输出概由温、甬两海口。虽然政府为提倡生产，推展外贸，籍资易货还债，充裕资源。主要措施是由贸易委员会统制运销，并于产茶各省设立茶管处，主持茶政，四年的时间以来，皆为就地收购茶叶，然后在厂商方面制造完成，即由收购机关评价收买，然后运港出售。至于运销方面,数年以来，交通梗阻，运输延滞，销售停滞，茶农茶商交困已达极端。当时徽州绿茶售价，主要是由收购机关规定标准价格，给予正当利润。农商两方固感稳定，但如本年所定毛茶中心价格仅86元，而实际上食粮一项，当采茶时价为120余元，通盘计算农人采茶100斤，必须30个工，每工工资伙食等项约须法币4元，即采茶百斤实需成本120元，试与中心价相较，茶农必致亏本数十元之巨。如绿茶收购之中心价现定185元，较上年虽已提高，然亦不能适合其他工料骤昂之指数。与此同时，市场物价日高，资本势须增加，虽蒙政府明令举办茶贷，但每箱贷款数额仍系依照几年前的贷款额度，而近年来物价之飞涨，何仅超越所增数字，加之办理收购给发茶价莫不延滞，更不能若战前之随运随售，故资金周转大感艰难。总之，茶农茶商都处于劣势且利益得不到保障。
(三)祁门红茶概况
当时的红茶生产与销售情况均不乐观，主要是生产成本过高，以祁门红茶销售利益分配为例，主要有收茶成本，茶叶精制费用，税厘费用，运输费用，茶栈洋行收费等等。首先是红茶生产成本较高，需要费用为10858银两，占总成本53.326％。其中：毛茶成本（包括评茶人、登帐、秤租、房租、搬运费等）为10228银两，占总成本50.147％；其中子庄开支0.63银两，占总成本3.089％。
其次是茶叶精制费用，据统计，茶叶精制需要费用为3.139银两，占总成本15.390％（其中茶业员工费用1.712银两，占总成本8.394％）。另外，户租、材料成本1.427银两，占总成本6.996％（包括房租、柴炭、修理器皿、纸张、铅罐、木箱等费用）。三是税厘费用0.928银两，占总成本4.550％（包括厘金、常关税、附加捐、关税耗银等费用）。四是茶叶转运费用，需要0.618银两，占总成本3.030％（包括祁门至饶州，饶州至九江，九江至汉口等段费用）。五是洋行费用，需要3.419银两，占总成本16.763％（包括打藤钉裱、扣用扣现、修箱、每字补茶、样茶、压磅、税亏等费用）。六是茶栈费用，需要1.434银两，占总成本7.031％（包括钉裱、栈用出店、贷款利息、售茶代表旅费伙食等费用）。支出费用总计需要20.396银两，占总成本100％。如祁门红茶每箱售价为22.5～40.5两，茶商售茶成本每箱20.396两，茶商仍然是有利可图[20]。
再次是红茶销售成本：茶叶销售成本主要分为六大类，利益要在茶农、茶业员工、茶行、政府、运输人员、茶商、洋行、茶栈八大类机构人员中分配。茶商购买茶农毛茶成本虽有10.228两，占总本的50.147％。但是，茶农的收益很差，甚至是没有得到实惠，如果除去各种成本后，许多茶农会“亏巨”。因为该年祁门茶产量低，茶商收茶标准高，含水量少。同时，一担毛茶首先要打七五折，还有样茶2斤。另外，普通22两秤折合18两秤，一斤又被侵占了4两；一担毛茶被侵占了22.2斤。再加上出秤时每担毛茶又要扣5斤。这样，一担毛茶就被茶商扣去了45斤左右，折合每箱是26斤，合银4.603两[20]。这还不包括暗扣，付现抹零，高利贷剥削等等。
后记：流逝了近一个世纪的岁月，早已拂去了战争的硝烟，但是，却无法平抑中国人民心中的巨大伤痕。因此，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能忘记中华民族这部饱含血泪的屈辱史。
【注释及参考文献】
[10]狄超白：《中国经济年鉴：农业》香港：太平洋经济研究社，1947年，第41页。
[11]胡武林：《歙县洋庄茶经营概述》，《安徽文史资料全书·黄山卷》，13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52页。
[12]周筱华，程秉国，《民国时期徽商与茶叶对外贸易》黄山学院学报:2009年，第11期第4页。
[13]汪瑞琦：《抗战时期的屯溪茶市》，《安徽文史资料全书·黄山卷》，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62页。
[14]袁益诚：《皖南茶树更新全貌》，《复兴日报》，1945年4月,第4期。
[15]《皖南战时经济报导》，《安徽政治》，1942年,第23期。
[16]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安徽省志·农业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年，第136页。
[17]歙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歙县志》，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271页。
[18]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黟县志》，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256页。
[19]祁门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祁门县志》，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77页。
[20]陶德臣：《近代中国茶农的经营状况(1840～1917)》《中国农史》2003年,第1期。
来源/《徽茶》2023年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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